A True Account

1976年的冬天，我站在了高考考场的座位上。那一年，我18岁，刚刚结束了十年的学校生活。回想起来，那段岁月充满了迷茫与挣扎，但也是在那场改变命运的考试中，我真正理解了“真实”二字的重量。 那一年，全国上下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。我所在的学校，曾经热闹的校园变得异常安静。每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就已经站在教室里，背诵着政治口号，准备迎接所谓的“思想改造”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有一次班主任在班会上说：“知识青年应该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炸弹，在我们心中炸开了锅。 1972年，我被分配到了乡下。那天，我站在县城门口，看着汽车开走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叫“红太阳”的集体农庄。那里有二十多个知青，还有三十多个当地农民。刚开始的日子，我完全不适应。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，干到天黑。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，但心里的苦闷却丝毫没有减轻。 记得有一次下雨，我在田里干活，突然想起了家里的书本。那是我唯一的慰藉。我偷偷把书从背包里拿出来，躲在田埂上读了几页。被发现后，队长狠狠地批评了我：“知识青年就应该扎根农村，读那些四书五经干什么！”我低着头，心里难受极了。 1975年，我所在的集体农庄被评为“五好农户”。这让我感到一丝骄傲，但更多的是困惑。我们每天累得像猪一样，却连肚子都填不饱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想起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。 1976年，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震动了整个国家。我记得那天，我们还在田里干活，突然听说了那个消息。晚上，知青们聚集在队长家，议论纷纷。我第一次听说了“四人帮”这个词，虽然不太明白具体指什么，但心里隐约觉得这可能是结束。 1977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，我已经在农庄待了五年。那段时间，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山坡上，望着北方的方向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 1978年夏天，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那天，我站在村口，把录取通知书攥得紧紧的。我想起了过去的五年，想起了那些苦，也想起了那些希望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。 回顾那段经历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：真实比虚构更有力量。那些日子，那些人，那些事，虽然艰苦，却构成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它们教会我什么是坚持，什么是尊严，什么是希望。也许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真实叙事”的意义所在。它不仅仅是记录过去，更是为了理解现在，启迪未来。